王守仁的百死千难最终还是指错了方向，但这显然不是明朝人能够辨识清楚的。而在王守仁的个人经验里，正是对错误信念的执着才铸就一往无前的人生态度，所以才会在宸濠之乱的各种波折之后益发笃信“致良知”三字足以忘患难、出生死。

乡愿的意思越发少了，王守仁凡事放手施为，但求心之所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前凡有人问及朱陆异同，他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避重就轻、避实击虚，但此时的他公然以行政指令免除陆九渊后人的差役，主持刊行陆九渊的文集，亲笔作序表彰，因此陆九渊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俨然有了与朱熹分庭抗礼的态势。

“旧势力”先忙着武宗的国丧，又忙着世宗的新政，倒也顾不上王守仁掀起的又一轮意识形态波澜。而世宗新政之初便急召王守仁入京，这倒引起“旧势力”的警惕了。

本来武宗之死，无论对国家百姓也好，对王守仁也好，都应该是一桩令人额手称庆的美事。以武宗的荒唐，以江彬、张忠、许泰的奸佞，王守仁纵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劫，但当时结下的仇迟早会招致疯狂的报复。“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是一句万古不刊的至理名言，小人对仇怨总有着顽固的记忆，而时间总会给他们的报复创造良机。

但幸运就这样突如其来，随着武宗的驾崩，忽然失去靠山的江彬一党反而成为正人君子们打击报复的对象，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不留情面的政治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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