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明哲保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策略。

大权独揽时的曹操写过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详述自己自青年以来誓为汉朝忠臣的政治抱负，如今面对汹汹物议，愿意辞让朝廷给予的邑土赏赐，向世人表示谦恭的姿态。但在文章末尾，曹操毫不掩饰地说：“要想让我上交兵权，这绝对不行，我只担心一旦失了权柄就会被人所害啊；我既为子孙的安危着想，也晓得我个人的败亡会导致国家的倾危，故此绝不肯慕虚名而处实祸。”

政治就是这样残酷，人一旦踏入政坛，树敌几乎是必然的事，这不是主观意愿能决定的。即便在相对和平的局势下，譬如苏轼，只因为和旧党元老渊源深，所以哪怕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什么意见都不讲，也自然会被当作旧党的一员，成为新党的敌人。

士大夫一旦失去权柄和盟友，能否善终除了运气，就要看政敌的心胸和手段了。

对王守仁而言幸运的是，杨廷和一党毕竟不是当初江彬、张忠、许泰那样的人，更不至于使出刘瑾和宁王的手段。知识分子间的战争遵循另一套章法，于是我们看到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科举会试出了一道奇怪的题目，要考生写一篇对心学的评价。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显然执掌大权的程朱学派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阳明心学做一次彻底的清算，至少向天下发出了这样一个讯号：“那些想跟从王守仁的人啊，你们就断绝了升官发财的念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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