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平等化”那漫长的几十年中，认为这些进步会经久不衰的观念变成了常识。不平等的减少是自我肯定的：我们越平等，我们就相信我们可能变得更平等。反过来说，30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尤其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即便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当代中国和印度都印证了这一论点。但是，美国，这个完全发展了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传统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和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却是异乎寻常的。

在不平等及其弊病中生存是一回事，陶醉于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到处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崇拜巨富，称颂其显赫地位（“富人和名流的生活方式”）。我们见过这种情形：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观察过他的同时代人相同的倾向：“人类中的部分民众是财富和显贵的钦慕者、崇拜者，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更多时候是无私的钦慕者和崇拜者。”《道德情操论》（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纽约：多佛尔出版社典籍，2006年（1759年初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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