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目的是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愉悦；我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富有的少数人的生活变得不那么愉快。

——约瑟夫·张伯伦

在我们可能追求的所有互相冲突、只有一部分能够互相兼容的目标中，减少不平等必须首当其冲。在普遍的不平等的条件下，所有其他可取的目标都会变得难以实现。不管是在德里还是在底特律，贫穷和永远处于弱势的人不可能指望得到公正。他们不能得到医疗服务，因而，他们的寿命缩短，机会减少。他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没有良好教育，他们甚至都不能指望有哪怕是一点儿稳定的就业机会——更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会文化和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权力到水等各种资源的使用权的不平等，是所有真正进步的对世界的批判的出发点。但是，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表明和加剧了社会凝聚力的丧失——住在一系列封闭式小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其他（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人排除在外、将我们的好处仅仅留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这是时代的病症，是对民主健康的最大威胁。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荒谬地不平等下去，我们会失去所有的兄弟情谊：将兄弟情谊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固然十分愚蠢，但它却是政治本身的必要条件。对共同目标和相互依赖的情感的谆谆教诲，一直以来被当作是所有社区的关键。从业余体育到职业军队，所有为了某个共同目标一起进行的行动，是巨大的满足感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就知道不平等不仅在道德上令人不安，它还是效率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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