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在普雷耶尔召开的一次全国作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在1948年12月20日的《左翼报》上。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被各种平庸而又残酷的意识形态所驱动，已习惯于对一切都感到耻辱。为他们自己、为幸福、为爱或创作而感到耻辱。那个拉辛为其《贝蕾尼丝》而感到耻辱、伦勃朗为画了《巡夜》而请求原谅的时代，可能会永远被打入了冷宫。今天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而缺乏良知，而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常为自己的职业而道歉则是时髦的事。

事实上，有人对促使我们这么做还颇有热情。从这个政治社会的四面八方，那高叫声正冲着我们而来，迫使我们必须进行自我辩白。应当为我们的无用而辩白，同时还要为由于我们的无用、我们在服务于肮脏的事业而辩白。而当我们回答说要消除如此矛盾的指责十分困难时，人们就会对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在所有人的眼里都能解脱，但我们可以得到某些人慷慨的谅解，只要站在他们一边就行了，而且要相信他们的话，因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如果这种游说没有成功，人们则又会对艺术家说：“你看看这个不幸的世界。你为它又做了些什么呢？”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讹诈，艺术家可以这样回答：“不幸的世界？我并没有助长这种情况。你们当中谁有资格也敢这样说呢？”说真的，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在必要时会对来自绝望的人们的呼唤无动于衷。应当因此而感到有负罪感。我们被引入不是宗教的宗教中去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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