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报社时每天工作8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眼下失业的他有了时间来写作自己关于荒诞的随笔，润色一个已经完成的剧本，同时创作一部小说。

做记者的时候，他曾在信中对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说：“写作……总是没完没了，我刚完成了《卡利古拉》，可我觉得还应该写得更好，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我还得再做修改。星期六我要搬回母亲家住，重新开始我的小说创作，这一切都要花费很多时间。”他还认真考虑到了自己的私生活，在致克里丝蒂安娜的同一封信中说：“（之所以搬回母亲家住）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承认的原因，那就是我害怕再见到F．（弗朗西娜）。我想见到她，但是不愿再与她有任何瓜葛，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也许应该让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去。我需要精神上的自由，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自由，来完成我的作品。”1939年8月，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不定的加缪主动提出与克里丝蒂安娜以及团队剧社的几名成员，包括P·A·埃默里和路易·米盖尔，一同乘坐拖网渔船前往希腊旅行。对于疲惫不堪的加缪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完成自己的作品：“我无法让自己的心思离开《卡利古拉》，它无论如何必须成功。它和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以及关于荒诞的随笔一道，构成了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现在我敢于将其称作‘我的作品’了。”此时的加缪还不满27岁。“这是个困难而不易取得成功的阶段，它将决定我今后全部创作的面貌。”文学、哲学和道德的三步曲——加缪寻求的更多是一种生活的表达方式，而非某种思想体系——在他的头脑中日渐清晰，并被付诸笔端。他有能力最终完成吗？“面对眼前的工作，我感到自己苦恼而笨拙。不过我会坚持下去，我相信（关于荒诞的书）会写出一种独特之美。”这种为随笔下定义的方式很有趣：首先是美，而不是真。两年来加缪一直在写创作笔记。1939年9月至11月，因为生活拮据他搬到了母亲家中，在那里勤奋写作了三个月。此时的他孤单而平静，然而报社却倒闭了，他险些丢失了自己“那本书”的创作笔记，他既担心失去那个本子，又害怕重新找回，因为那里面有他决定以文学之火净化心灵之前不久写下的随笔集的部分内容：“很久以前（两到三年前），我曾以为自己有权利像所有人一样，享受一种普通人的幸福。”这里所指的是弗朗西娜·弗尔。“那个时期我把一切都搞糟了。直到前不久，心灵正直而为我所喜爱的弗朗西娜给我打了电话。我同意尝试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要说我同意这么做毫无遗憾，那我是在撒谎，弗朗西娜也清楚。事实上我失去了许多快乐、许多朋友，但我还是尽力接受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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