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年里，里昂的帕斯卡尔·彼亚一直与加缪保持着通信。3月2日，彼亚在感谢这位朋友寄给他椰枣和果仁糖时，提到《巴黎晚报》秘书处有一个职位，希望加缪能考虑一下。彼亚知道里昂和《巴黎晚报》并无吸引力可言，不过如果加缪来了，他们不仅能重新聚首，而且能再次筹划创办《普罗米修斯》杂志。彼亚知道该如何来办这份杂志：“即使我们不能刊登纯粹的文学作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也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既不同于维希政权立场，也不同于占领军司令部立场的取向。”他希望加缪为这份杂志撰稿：“如果您不是个大懒鬼，不是个最无用的家伙，如同众所周知的那样，您就会以聪明的迂回方式说该说的话。说什么？……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谈谈斯宾诺莎、德国选侯或者当年在荷兰编纂《历史与批评词典》的皮埃尔·培尔。”了解加缪所处困境的彼亚还考虑在一家体育周报为他找一份工作。德里厄·拉罗歇尔是公开的法西斯纳粹党人，对于他领导下的“一钱不值的”新版《新法兰西杂志》首期，彼亚报之以嘲笑。在斯多克出版社出版的《1940年私人纪事》一书中，作者沙尔多纳为法奸的附敌论调辩护：“贝当元帅已经向法国提出了忠告。历史上最明智的革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当你被强大的力量所击败时，不应该去诋毁这种强大的力量，也不应该抱怨。”在彼亚眼里，沙尔多纳“是个令人作呕的卑鄙小人”。波朗写信给彼亚：“我读了沙尔多纳写的东西，觉得此人卑鄙下流（说卑鄙下流还算轻的）。”彼亚说，有许多并非无足轻重的作家出入于“受阿贝兹影响”的《新法兰西杂志》，他指的是在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兹面前阿谀奉承的那些合作者。对强权感到着迷的蒙泰朗在《新法兰西杂志》上描绘了一种骑士阶层的秩序，过去他曾经想和一批“经过筛选的人”建立这样的秩序。加缪疏远了这个人。被占领时期《新法兰西杂志》的头几期上，出现了拉蒙·费尔南德斯和一批拥护德国人的作家名字，也出现了瓦雷里、艾吕雅、吉勒维克和纪德的名字。从一开始就表示抵抗的波朗在某些人眼里是个冒险赌博的疯子，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个深谋远虑之人，他似乎有着自己的盘算：这份起初被德国人查封、后来又得以复刊的杂志，其实是伽利马出版社的一面挡箭牌。波朗是个坚定而大胆的抵抗者，曾经转到卫生部门待过几天，德里厄把他从那里拽了出来。他微妙地操控着局面，让德里厄拿走了《新法兰西杂志》，鼓励茹昂多加入进去，却不鼓励格诺和马尔罗这么做。地下出版物《抵抗》对这份《新法兰西杂志》进行了揭露：“被占领区的所有文学机构中，唯有这份杂志还在活动，为的是保留一种自由的表象。有两三个大作家与其合作，并且赚了大钱。在这份杂志的掩护下，形形色色的通德合作分子得以玩弄他们的把戏。”这一指责正出自波朗。这个男人长得像俄罗斯娃娃，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加斯东·伽利马知道这一点。除了政治立场以外，波朗怀有对文学的热爱、对人才的尊重。他认为，贝当该干的都干了，幸好法国还有一个戴高乐：“抵抗者与顺从者的区别：前者抵抗是为了拯救原则，后者顺从是为了在可能的范围内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土地！”波朗不是一个信仰矛盾的双重间谍，身处文学和政治机构中心的他，用笼络感情的办法——尤其是对德里厄——在保护着伽利马出版社。在他看来，德里厄倾向法西斯主义的信仰是错误的，但“也许是有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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