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陌生的来信者雅克·封丹担心加缪自我封闭在文学象牙塔里，询问他是不是应该创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位作家于1945年1月2日回信说：“我还远谈不上说在创作与介入政治之间，我已经选择了创作，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加缪曾把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花在《战斗报》上，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时常请假：“六个月来，我的确还没为自己写过一行字，我想这应该叫作介入政治了。不过，您问我既然不准备加入现有的政党，那么我是否认为应该新成立一个党派。对此我的回答是创立一个政党需要一个人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而我认为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以自己的双重方式，在为政治、历史或者人本身服务，您怎么理解都行。首先，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像一个基层活动分子一样斗争；其次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表明我认为好的东西。当我们谈到的那个政党成立后，我将成为其中一员，并以我告诉过您的双重方式为它服务，但我不会成为它的领导，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不过，我不认为这种介入会妨碍我完成我一直在创作的文学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正是用来为这种介入服务的。”

这位《鼠疫》的作者也是报纸社论的撰稿人。“因此我将明确地回答您：是的，应该介入，但是无论您还是我都不该由此得出结论说应该迫不及待找到一个演讲台就登上去。为人本身服务需要保持政治上的洞察力，需要一种不易做到的坚持。”与萨特不同，加缪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政治上的全知者。他希望自己忠实于一个正直的左翼，这个左翼拒绝那种用结果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哲学。加缪出于使命感而为别人提出建议，身不由己地聆听他人的倾诉，将自己的方法告诉那些与他通信的人：“选择某些政治价值观，但是不要忘记一切都可能发生，只有保持自己做一个尽量完整的人，你才能真正为那些价值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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