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7日，被围困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之后缴械投降。4000人战死或负伤，8000人被俘，损失的兵员占整个法国远征军的百分之五。这与其说是一场军事溃败，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和外交的灾难。5月8日，加缪在日记中写道：“奠边府之败。就像40年一样，这是惊惧和耻辱交加的时刻。在屠杀发生的夜晚，一切情况都十分清楚。右派政客将不幸的人置于无法防备的死地，与此同时，左派躲在背后向他们开枪。”

加缪对亚洲问题其实并无系统的了解，他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直觉。和“左派”人士不同，他拒绝接受善恶分明的二元论。在左派的神话中，对印度支那法国士兵的最好评价是野蛮人，最坏评价则是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或者是外籍军团的炮灰、为殖民主义者驱使的侏儒。下级军官们都是一些狭隘无知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高级将领则是一些从事非法勾当的野心家，在战略方面极度拙劣——必须承认这些评价并非虚言，奠边府的惨败就是明证。许多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从印度支那正在发生的一切学到了民族主义一词的真谛，也由此萌生了对独立的向往。加缪觉得，印度支那事件比《现代》杂志的讨论所揭示的要更为复杂。这些“不幸的人”也许并非只为捍卫“红脚”、印度支那银行、米其林轮胎和河内的有轨电车而战斗。在看待这段历史时，加缪并不接受进步主义的视角。他认为，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这是少数几个他抱有好感的政坛人物之一——决定干预是不得已而为之，为的是在北纬17度线以南地区保留一个多少还算自由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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