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一八五五年二月

午餐时间，亨利·佛勒先生坐在酒吧里一个黑暗的角落，看起来心烦意乱到极点。他咬着嘴唇，双手拧着玻璃杯，简直不敢抬起眼睛望着他的朋友爱德华·皮尔思。“我真不晓得该从何说起，”他说，“这状况真是太丢脸了。”

“你可以完全信任我，我不会说出去的。”皮尔思说，举起杯子。

“谢谢，”佛勒说：“事情是这样的，”他开口，然後又顿住。“事情是”——他又忽然停下，摇摇头——“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那就直说，”皮尔思建议：“当成是男人之间开诚布公吧。”

佛勒大口吞下酒，然後砰地一声把玻璃杯放回桌上。“好极了。直截了当，总而言之就是，我得了法国病。”

“哎呀，真惨。”皮尔思说。

“我恐怕是过於放纵了，”佛勒郁闷地说：“现在得付出代价。整件事真是悲惨，又让人焦急到极点。”在那个时代，性病被认为是性生活过度活跃造成的。很少有人能治癒，而愿意医治的医生更少，大部分医院根本就不治疗淋病或梅毒。体面男士一旦沾染上了这类疾病，就很容易变成勒索的目标，这也是为什麽佛勒先生会这麽难以启齿。

“那我能帮什麽忙呢？”皮尔思问，但其实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这麽说希望不会太冒昧，但我期望，像你这麽一个单身汉，可能会知道——啊，可以帮我介绍个新鲜姑娘，乡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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