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的伦敦有六份早报，三份晚报，加上约二十份有影响力的周刊。这段期间，新闻媒体才刚开始有足够的力量去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对政治事件产生影响力，在一八五五年一月尤为突出。

一方面，有史以来第一个战地特派记者威廉·霍华·罗素跟着克里米亚战争的部队远赴俄罗斯战场，他登在《泰晤士报》的战地报导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愤慨。轻骑兵之旅的进击，巴拉克拉瓦战役的失误、缺乏食物与医药补给的英军在那个毁灭性的冬天阵亡率达百分之五十——藉由媒体的报导，怒气日益高升的人民大众得知了这一切。

另一方面，到了一月，英军的指挥官拉格伦伯爵病重，而卡迪根伯爵则返乡，这位被形容为“傲慢、富有、自私且愚蠢”的男子曾在勇敢指挥他的轻骑兵之旅走向彻底的毁灭後，就回到自己的游艇上喝香槟睡觉。卡迪根伯爵返回英国，所到之处广受媒体喝采，把他捧成伟大的国家英雄。这是个他太乐於扮演的角色，他身着巴拉克拉瓦战役穿过的制服，在每个城市都受到人群簇拥包围；他座骑的马尾毛还被拔去当记念品。伦敦的商店纷纷推出他在克里米亚穿过的羊毛外套仿制品，取名为“卡地根”，结果卖出好几千件。

这位被旗下骑兵称为“危险的混蛋”的指挥官走遍全国，讲述他领导那次攻击的英勇事蹟；几个月下来，他演讲时愈来愈激动，常常不得不稍稍中断，才能冷静下来继续讲下去。新闻媒体总是不吝於给他鼓励，与後来历史学家对他的严词指责大相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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