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量某人是否有智慧，细察此人的精神与身体的状况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想而知，如果他们的见解当真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从中获益的就是创造出这些见解的人。以此观之，我们不仅对作家的作品感兴趣，而且对其生活也感到好奇，岂不是顺理成章？

圣伯夫乃十九世纪极受推崇的批评家，他想必会对此种说法大表赞赏。他曾有言：

我们应就一位作家向自己出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将这些疑团一一解开——即使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即使这些问题对作家的写作来说看似无关紧要——否则我们就不能对该作家有完整的把握。这人的宗教倾向如何？自然景观对他有何影响？在女性面前他有何表现？他如何处置金钱？他是富有，还是贫寒？他在饮食上有何嗜好？日常起居如何？他有无不良记录？或者，他有何弱点？凡此种种，均与他的写作息息相关。

纵使有此铺垫，答案多半仍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不论作家如何才华横溢，也不论其作品如何富于智慧，他的生活很可能是一团糟，充满了种种的不谐、悲惨，乃至愚蠢。

普鲁斯特即据此反驳圣伯夫的论调，他气势颇盛地辩道：关键是作品本身，作家的生平则无关紧要。明乎此，我们才能肯定自己欣赏的确系荦荦大者（“千真万确，有些作家比他们的作品更值得称道，但那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算不得好书”）。巴尔扎克举止乖张，司汤达言语无味，波德莱尔压抑病态——也许都是实情，但是这些毛病未在其作品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难道会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弃而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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