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兵
1989年春节后,我开始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差不多应该视作每一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端。
那个时候,北京的街道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和车,没有鸟巢、水立方和华尔道夫酒店,但是因为干冷的天气和玻璃瓶的酸奶,这里的冬天比上海更让我们喜欢。
当然我并没有钱住旅馆和招待所,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老乡的宿舍里,哪一个床空我就睡哪一个床,那个冬天我闻到过来自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我需要将两根醒宝香烟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一天去单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长的。我需要从中关村坐332路公交车去白石桥,然后坐地铁到东直门,出来后换107路坐到海运仓胡同。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永远哼着同样的一首歌,那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歌,叫《我要的不多》,它翻来覆去就唱,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世界孤单的,不只我一个。
另一个孤单的身影每天也从北大出来坐332路公交车。
他叫老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41岁的脸,宜昌人,他学的是经济,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我们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车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讲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海子死了你知道吗?”我那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没敢接茬。这家伙继续神秘地说:“从山海关到龙家营的铁轨上,啪,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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