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们当然自命不凡——人不轻狂枉少年。我们使用“世界观”、“狂飙突进运动”这类术语，喜欢说“从哲学上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相互安慰说，想象力的第一要务乃是逾矩犯规。我们的父母看事物的角度却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孩子是突然暴露在毒流中的无辜婴孩。因而，科林的母亲总称我为他的“黑色天使”；父亲发现我在读《共产党宣言》时，就责备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的父母撞见他拿着一本冷硬派美国犯罪小说时，他们就归咎于科林。如此云云。说到性事，也是一样。我们的父母们深恐我们互相毒害，变成他们最害怕的那号人：无可救药的手淫狂，楚楚动人的同性恋，处处留情的浪荡子。为了我们，他们怕少年间的亲密友谊，怕火车上陌生人的巧取豪夺，怕坏女孩的诱惑勾引。他们如此忧心忡忡，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经历。

一天下午，老乔·亨特仿佛想回应艾德里安早先的挑战，叫我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各抒己见：具体而言，作为始作俑者，杀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客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那时候，我们大多是绝对主义者，只喜欢对与错，褒与贬，有罪与无辜——或者，就马歇尔而言，动荡不安与非常动荡不安。我们喜欢有输赢结局的游戏，不喜欢平局。因此，对某些人而言，那位塞尔维亚枪手——我早就忘了他的名字——负有百分之百的个人责任：剔除了他，这场战争就绝不会发生。其他人更倾向于百分之百的历史潮流责任论，即认为敌对国的冲突无可避免：“整个欧洲就像个一触即发的火药库”，此类论断，不一而足。更有无法无天者，比如像科林，他坚信一切都由偶然所致，整个世界都存在于一种永恒的混沌状态，只有某种原始的讲故事本能——毫无疑问，此本能本身乃是一种宗教遗风——以回溯的方式将意义加诸于那些本该或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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