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代人的眼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人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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