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千“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绝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得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五十岁从业未满二十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五十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的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有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人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三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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