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这样两个让清末民初的中国学人颇为难堪的东西，不知怎么一来就变成了学界的话题，让大家夹七夹八地说个不停。早就听说杨念群兄在关注小脚，不久将有新说问世。这期间，杨兄不时地透些口风，往往引得议论一片，对他的非常之论已经有些准备，及到文章一出来，还是被吓了一跳。（杨念群：《过渡期——历史的另一面》见2002年6月《读书》，以下简称“杨文”）当然，念群兄的有些观点，比如“西方医学视角下，卫生话语对文化评价的侵入”，以及“晚清不缠足运动有关缠足过分的国运联想”等等，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文章的切入点也相当独到。长期以来，的确人们忽视了对在转型时期那些放足妇女的关注，不仅她们的情感落差没人在意，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们本是作为受害象征的小脚，却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凡事不能说过，如果一门心思地渲染放足的痛苦，而且为了强调这种痛苦，借《采菲录》说事，又不注意其一味赞美缠足倾向，史料缺乏甄别，那么，不仅不足以提醒人们注意缠足史上被遗忘的角落，反而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又站起来一个为缠足辩护的人。

不错，从缠足到不缠足，对于已缠的女人的确会有一个情感的转折，甚至如杨兄所说的“巨大崩落”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崩落”也确实没有什么人来关注过。不过，从行文来看，杨文似乎更注意的是缠足美与丑的评价，征引《采菲录》老宣的议论，认可缠足在那个时代“的确给人带来了美感”，而缠足由美转丑不过是一种“现代制作”，在本质上与将缠足赋予美感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读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缠足的美与丑都不过是“制作”出来的，那么中国女人那时的“崩落”根本就是“冤枉”受的。实际上，在我看来，缠足对于旧时代的女人而言，本质上不是一个美与丑的事儿，而是生计问题。绝大多数女人之所以缠足，关键是因为如果不如此不仅不能嫁个“好人家”，而且有着嫁不出去的危险；而嫁不出去对于芸芸小家碧玉来说，就意味着没有活路。所以，无论父母有多大的慈爱心，“娇女不娇脚”。有女儿家的母亲在劝说女儿忍痛缠起她们纤弱的脚时，都要以嫁个好人家相利诱，以嫁不出去来威胁。如果说，上中等人家的女人缠足还有某种身份地位的意蕴在里面，那么众多的下层老百姓甘受劳动力的损失而让女人缠足（主要是北方地区），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女人的生计。杨文征引了《采菲录》中《葑菲闲谈》的一段话，我现在照抄在下面：“裹脚的时候，即使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之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所以在那裹足的时代，凡是爱好的女郎，没有一个不愿吃这痛苦的’。”不错，这的确是当时部分女性的“真实心态”，但这心态背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出于生计的无奈和可怜。毫无疑问，在旧时代中国人认为缠足是美的，包括女人也是这样认为，这种“美感”却是中国男人特殊的性心理建构出来的；可是这种建构却是以摧残妇女身体为基石，代价未免太大。实际上，并不是如杨兄所说，不许缠足以后中国妇女才沦为了“弱势群体”，恰恰是她们一直是弱势，才会生长出这样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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