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大的政治事件，只要涉及外国或者外国人，莫不有义和团的阴影。事件的参加者，都会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义和团，自己的行为，是文明的。1905年的抵货运动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五四运动也如此。

所谓文明，就意味着和平抗争。北京的五四运动，延续几个月的罢课、罢市、游行、请愿、上街演讲，除了火烧赵家楼之外，大抵是和平的。上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都有专门维持秩序的童子军，打着“幸勿暴动”或者“警告勿暴动”字样的小旗，甚至身上披着写有同样字样的布带。对于所有的暴力行动，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动，均持反对态度。据《晨报》报道，五四学生在天安门的时候，听闻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步兵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担心学生不文明，惹出外交事端来。结果学生大呼：“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学生代表还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的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但是，暴力却在游行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不久就发生了。对于参加游行的多数学生，包括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并没有计划去赵家楼曹汝霖家。国内和海外的两本五四运动史，都告诉我们，那年的5月4日是星期天，政府机关都在放假，没办法请愿，选择这天游行，无非为了“唤醒民众”，因此，根据组织者事先的商议，13所学校学生代表通过的决议，路线基本是繁华的商业区，顺便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对外国人，主要是对美国人做一点呼吁式的请求。显然，很多学生对于后者，似乎更加在意。可惜，那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不知道学生要来，去门头沟旅行了，其余巴黎和会五强，日本自然除外，英、法和意大利公使，也外出游玩，使馆一概对学生拒不接待，只有美国使馆馆员露了面，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书。到了东交民巷又不得门而入的学生们，大为失望，心情未免烦闷。这时候，恰好有些人高喊，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大队转向赵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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