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所有有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从抵制美货、收回路矿权，到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组织者都很自觉地把自己跟义和团划道线，对外强调自己不是闹义和团，不是拳匪，即使有反抗列强的内容，也是文明排外。这条线，就是“文明”。义和团运动之后，“文明”，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一道不可逾越的禁忌。五四运动，当然更是这样，运动的参加者，无论学生还是商人市民，都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放在“文明”的藩篱之内，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争取给外国人留下好的印象，即使动武，也有意克制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内，对深恶痛绝的日本人，也有意不去招惹。

但是，五四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其发生的背景，跟义和团一样，有着民族危机的因素，至少是参加者意中的危机。对于义和团运动来说，山东直隶一带的民教冲突，以及由德国蛮横占据青岛和强修胶济铁路，的确对这场运动的下层参与者，有直接的刺激。而毁掉了维新变法的朝廷上层，不仅要面对自甲午以来的边疆危机，而且还要面对列强因停止变法的不满和压力。上层的压力，跟下层的感觉，其实有共同之处。同样，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在学生和关心时局的部分市民看来，也是一种国家危亡的前兆，而这种认识，在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军阀和政府内部亲英美派人士也有程度不同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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