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年轻时的吴佩孚，很有点愤青的感觉。他属于那种比较有正义感，有卫道精神的年轻人。这在晚清时节，显得有点不合俗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按家境，算是个穷人，二十出头，中了秀才。在一个并不发达的农村，吴佩孚这样的经历，足以让他变成一个志大气也盛的人。他的离家出走，最后投军，发迹，就源于一次跟当地乡绅的冲突——人家在过生日唱堂会，他嫌戏演得淫秽，于是出头大闹一场。自然把人惹恼了，将之告到官里。吴佩孚不得已离家出走，飘落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然后去投军。就这样，从吴秀才变成了吴丘八。

从戈什哈〔勤务兵〕做起的吴佩孚，当兵的生涯并不顺利。比起他的主公曹锟来，他的磨难似乎多了很多。如果不是赶个晚集，上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个子不高，身材也不魁伟的他，也许永远都无法出人头地。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是少有的几位经历过日俄战争，跟日本军人打过交道的人。复杂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东西，更重要的学会了审时度势，具有别的军人所没有的政治眼光。尽管如此，吴佩孚身上卫道的味道却始终都在。纵观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从小受的儒学教育，是他思想的底色。在文化上，则是带有自大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西学中源。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李满康，在他的传记里说，吴佩孚“十五岁从李丕森游，二十三岁受知于遵化秦树春〔与陆润庠同科之翰林，得中式原籍蓬莱邑庠得中秀才之意——笔者注〕，故其学问之渊源，亦无异于昔日之儒生，全承孔孟之余绪，其思想亦脱胎于儒家”。其失去军队之后的晚年，有所著述，诸如《循分新书》、《春秋正义》、《易经新解》、《正一道诠》、《明德讲义》之类，全系传统儒学的性理、教义的陈年旧章，道学气息极浓，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北洋遗老无聊的消遣，但他在得意之际的很多精神讲话即当年对军队的精神教育，大抵也是这个味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大抵上就是他的口头禅。1924年，一个日本人问他，民国创立，君主不存，“五伦失其一”，只剩下四伦，无君则谈不上忠，将如何收拾人心呢？吴佩孚回答说：“夫孝悌忠信，天之四柱也，礼义廉耻，地之四维也，天柱不立，地维不张，国乃灭亡，礼教救国，自为亘古不刊之论。”言外之意，虽然君主没有了，但五伦缺一的问题，并不存在。如果非要强调这一点，吴佩孚说，可以“正‘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怀敬老尊贤之观念以敷教于天下，则君臣之义以行，而不伤及父老政治之本义”。显然，在他看来，所谓五常八德、礼义廉耻这种儒家信条，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如果非要修补的话，也只能在儒家的语境内，用儒家的信条来修补，即所谓以长幼之序替代君臣之义，最后保全了君臣之义。他对于曹锟忠贞不贰，宁可随着一起背黑锅，也不肯自己独立单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传统道德。到了他再次失势，二度下野之时，他就干脆鼓吹三纲至上，认为君臣即上下之义，长官之于部下，就是君臣。即使于他擅长的治军，也充斥了传统的气息。他的部队，尽管纪律比较严，但基本上不用外国留学生，即便国内出产的军校学生，也不甚喜欢。对军官，只用他自己办的学兵连出身的人。他练兵，最喜欢效法的人，是岳飞，是戚继光，是曾国藩，还有成吉思汗，没有一个西方或者日本的名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学业，显然没有给吴佩孚多少西方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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