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恩慢慢开车走了十几公里，回到位于里士满山小区的公寓。她住在天文台巷里，邻近戴维·邓拉普天文台。很久以前，邓拉普天文台望远镜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但如今，天文台因为多伦多的光污染而辉煌不再，成了教学设施。

玛丽住在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有严密的保安措施。她开上车道时，门房的保安向她挥手致意，可她却不敢和他——或任何人——对视。她一路开来，经过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枝叶茂盛的松树，绕到楼后，开进地下车库。她的车位离电梯有段距离。可是，以前无论多晚回来，她都觉得这段路很安全，因为到处都装有摄像头，像星鼻鼹的触手一样，从洒水器和水管之间探出来，走向电梯的路有人监控。但是今晚——这个该死的夜晚——她只希望谁也不要见到，谁也没在看着她。

玛丽感到惶惶不安，甚至害怕别人怀疑自己走路的姿势。她是否走得太仓促？是否不该一直低着头？她的手一直牢牢裹着自己的大衣，仿佛扣子根本无法给她足够的遮蔽和安全感。

的确，无论把自己裹得多紧，她都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玛丽进入P2电梯厅，立即推开安全门，然后按下唯一的上行键——车库是底层，只能向上——等待三部电梯中的一部带她回家。以前等电梯时，她都会浏览一下物业公司和住户们贴的各种告示。但今晚，她却一直低头盯着地上斑驳的地砖。她渴望回家，可是她鼓起勇气只看了发亮的上升箭头一眼，就再也不敢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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