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威尼斯）

亲爱的磊迭，我到欧洲以来，目击各国政府为数甚多。这与亚洲情况有所不同，亚洲政治规则到处如一。

我时常寻求，哪一个政府最符合理性。最完善的政府，我觉得似乎是能以较少的代价达到统治目的的政府。因此，能以最合乎众人的倾向与好尚的方式引导众人，乃是最完善的政府。

如果在温和的政府之下，人民的驯顺程度，不下于在严峻的政府之下，则前者更为可取，由于它更符合理性，而严峻是外来的因素。

亲爱的磊迭，你不妨相信，在刑罚多少偏于残酷的国家，并不使人因此而更服从法律。在刑罚较轻的国家，人们惧怕刑罚，也不下于刑罚残暴恶毒的国家。

无论政府温和或酷虐，惩罚总应当有程度之分，即按罪行大小，定惩罚轻重。人的想象，自然而然适合于所在国的习俗：八天监禁，或轻微罚款，对于一个生长在温和国家的欧洲人，其刺激的程度，不下于割去一条手臂对于一个亚洲人的威吓。某一程度的畏惧联系在某一程度的刑罚上，而各人按自己的方式，分别程度之轻重。一个法国人受了某种惩罚，声名扫地，懊丧欲绝。同样的惩罚施之于土耳其人，恐怕连一刻钟的睡眠都不会使他失去。

况且，我并未看见在土耳其、波斯和莫卧儿等国家，警察、司法与正义，比在荷兰与威尼斯等共和国，甚至比在英国，更好地被人遵守服从；我并未看见在土耳其等国，人们犯罪较少；也未看见那些地方的人被严刑重罚所慑服，因而比别处更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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