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布和玛利红久已认为主人是忠厚长者,听说他自由受到威胁,不由得大为惊慌;他们替主人提心吊胆,进去看夏同太太,夏娃和大卫,问问可有什么事能够让他们出力。他们俩进去,三个人正在流泪,他们一向过着简单的生活,想不到现在要把大卫藏起来,说不定有些暗探已经在注意大卫的行动,像他这样心不在焉的人,怎么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呢?
高布说:“如果太太肯等一等,我可以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侦察一下。别看我模样儿像德国人,这个差事我是内行;我是地道的法国人,乖得很呢。”
玛利红说:“太太,让他去吧,他一心想保护先生。高布不是亚尔萨斯人,是……是一条真正的看家狗!”
大卫说:“行,高布,你去吧。究竟怎么办,咱们还来得及考虑。”
高布赶往执达员家。大卫的敌人正在那里聚会,商量如何抓他。
在内地,逮捕债务人的事即使发生,也是一桩过火的,出乎常规的事。第一,大家素来相熟,谁也不敢使出人人厌恶的手段。债权人和债务人一辈子都得见面。其次,尽管内地人痛恨破产(他们叫倒账)这种合法的盗窃,一个做买卖的要是有心来一次大规模的倒账,尽可溜往巴黎。巴黎好比外省的比利时,有些藏身之处叫人不得其门而入,而执达员手中的逮捕状过了法定期限就失效。此外,还有其他的阻碍几乎使逮捕无从执行。住宅不得侵犯的法律在内地始终受到尊重,没有例外;执达员不能像在巴黎一样进入第三者家中逮捕债务人。立法的人认为巴黎应当除外,因为巴黎一幢屋子经常住着许多人家。在内地,就算要走进债务人自己的屋子去抓人,执达员也必须请治安法官协助。治安法官是管辖执达员的上司,他是否同意和执达员合作,多半可以自由决定。治安法官有一点值得称赞,他觉得逮捕债务人这个义务不好随便承担,他不愿被盲目的情欲或者私仇利用。还有另外一些困难同样不容易解决:像人身羁押这种严酷的法律本是不必要的,而风俗习惯的影响还能改变法律的性质,甚至使法律不生效力。大城市中有的是无所不为的光棍流氓,甘心替人做奸细;小城的居民彼此都熟悉,不可能受执达员雇用。万一最穷苦的阶层中有人干了这种卑鄙的勾当,在当地就要立脚不住。在巴黎或者别的人口稠密的地方,逮捕债务人是商务警察的独行生意,在内地却是一桩极其棘手的事,债务人和执达员为此互相斗法,各显神通,有些异想天开的玩艺给报纸的社会新闻提供的材料,有时竟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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