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尽人皆知的传统，每年开春，皇帝都要假模假式地举行籍田仪式，在众宦官的搀扶下，扶一下犁头，假装自己耕田啦。大臣们也会时常上书，说点重视耕稼，不误农时什么的老生常谈，每朝每代都如此，一点新意没有，却乐此不疲，像是被输入了同一个程序。重农的另一面是抑商，不仅皇帝不能对商人表示好感，大臣们在论及耕稼之艰的时候，都免不了要贬抑商人（大概也是程序设好的），好像农夫的辛苦，就是因为商人们做了买卖。两汉的时候，商人是有市籍的，明文规定，绫罗绸缎不能穿，所谓市籍，就跟今天的农业户口差不多，一种非农性的歧视，不得为官为宦。唐代，商人子弟，不能参加科举，除非走后门。后来，商人地位高了一点，但依旧士农工商，排在最后，摆明了属于社会的“末业”。

重农意味着崇本，抑商，意味着抑末，农为本，商为末。不过，凡是被人称为“本”的东西，都不招人喜欢。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自不必说，就是一般清高的士大夫，总是嚷嚷归耕林下的，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喜欢真刀实枪地干农活，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对农夫特别推崇，甚至说士农工商的位置该换一换，把农夫摆在前面，可是他罢官之后，也还是进城卖字画了，没有回老家种地。就算那些看起来痴迷田头的老农，恐怕更多的也是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就像现在我们某些工作狂一样，未必是真的出于内心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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