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寅恪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经常谈论一件事，想在先生诞辰百周年时，出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对此事异常关注。中心成员王永兴教授和荣新江副教授实主其事。惨淡经营，几经周折，终于把稿子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当前出版界碰到极大的困难时，不顾经济损失，毅然承担出版责任。我们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对上述诸位学者和出版社，决不会吝惜自己由衷的赞美和敬佩。

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在东西方一些国家中一种流行的办法，在日本尤为普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还历纪念”、“古稀纪念”一类字样的纪念论文集。纪念对象大都仍然健在。这种办法在中国比较稀见。但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央研究院纪念蔡元培先生的论文集，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寅恪先生呢？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的。综观寅恪先生一生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号召学者们要“预流”，也就是王静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能跟上时代，就算是“预流”。寅恪先生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预流”，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意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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