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寅恪先生的弟子们和弟子的弟子们,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经常谈论一件事,想在先生诞辰百周年时,出一本论文集,以资纪念。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对此事异常关注。中心成员王永兴教授和荣新江副教授实主其事。惨淡经营,几经周折,终于把稿子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当前出版界碰到极大的困难时,不顾经济损失,毅然承担出版责任。我们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对上述诸位学者和出版社,决不会吝惜自己由衷的赞美和敬佩。
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在东西方一些国家中一种流行的办法,在日本尤为普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还历纪念”、“古稀纪念”一类字样的纪念论文集。纪念对象大都仍然健在。这种办法在中国比较稀见。但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央研究院纪念蔡元培先生的论文集,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寅恪先生呢?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的。综观寅恪先生一生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号召学者们要“预流”,也就是王静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能跟上时代,就算是“预流”。寅恪先生在上述各个方面都能“预流”,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意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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