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郑毅生(天挺)先生,立即展现我眼前的是他那满面春风的笑容。我确实不记得他曾有过疾言厉色的时候。
我同毅生先生不能算是很熟识,却又不能算是很不熟识。我于1946年来北大任教。那时候的北大确实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并不聘什么副校长。胡先生大概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他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全校的行政后勤。再就是六个学院的院长。全校的领导仅有九人。绝不像现在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样伟大堂皇的场面。而学校的工作,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如“源头活水”,并没有任何停滞的现象。
我进北大时的秘书长就是毅生先生。他是清史专家,蜚声士林。以后有一段时间,北大历史系的教授队伍齐全,水平较高。从古至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位专家担任教授,按时代先后排列起来,有张政烺、翦伯赞、周一良、邓广铭、邵循正、郑天挺等,其中有几位是后来加入的。不管怎样,这个阵容之整齐,在当时,甚至以后,都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北大校部就设在沙滩孑民堂前面的小院子里。东屋不过十几平方米,是校长办公室。同样大小的西屋是秘书长办公室,毅生先生就在这里坐镇。六大学院,上万名学生,几千个教员,吃、喝、拉、撒、睡,工作头绪是异常复杂的。虽然六院的院长分担了一部分工作,但剩下的工作也还是够多的。作为这样一个庞大机构的秘书长,其繁忙程度可以想见。我当时是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虽然只有四个教员,十几个学生,在八九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能召开全系大会,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时也免不了同秘书长打打交道。这就是我认识毅生先生的客观条件。我每次去见他,他总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能办到的,立即办理,从来不推托扯皮。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毅生先生也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依然宛在目前。只要我还能存在一日,这印象就永远不会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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