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了解我的交游情况的人,恐怕都会有一个疑问:季羡林是颇重感情的人,他对逝去的师友几乎都写了纪念文章,为什么对李长之独付阙如呢?
这疑问提得正确,正击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只能说,原因不在长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华同学。事情不能说是小事一端,但也无关世界大局和民族兴亡,我就不再说它了。
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我刚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终日嬉戏,并不念书,也不关心别人是否念书。因此对长之的成绩如何也是始终不知道的,也根本没有想知道的念头。小学生在一起玩,是常见的现象,至于三好两歹成为朋友,则颇为少见。我同长之在一师附小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记得同他有什么亲密的往来。
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祝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响,语文改文言为白话。课本中有一课是举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骆驼”。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关心我的教科书的。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阿拉伯的骆驼”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后,他大为惊诧,高呼:“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刻就转了学,从一师附小转到新育小学(后改称三合街小学)。报名口试时,老师出了一个“骡”字,我认识了,而与我同去的大我两岁的彭四哥不认识。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级,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级:区区一个“骡”字为我争取了一年。这也可以算是一个逸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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