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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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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就由三联书店推荐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过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学术近代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的。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从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第次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鍠、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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