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还是很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
不过,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显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比较过火,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则个。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的一个人。他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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