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写出自己的回忆，写一个孤立的跌宕人生，很可能只是偶然；可是，个人境遇的总和，就必是鲜活的社会历史本身，这是民间历史的魅力所在。我曾经想过，应该在哪一天，约几个相识的人，约好一起写出回忆，同时记录各自周围一圈生态，这样一个小小集合，就不再是个人史，而是一个社会单元、一个社会团粒结构，就有历史记录的价值了。

我只是想想而已，而在古老的昆明，一些不同年龄段、有着相互关联的人，并没有相约，却出于本能的历史感，真的呈现了个人记录的不约而同。

这是我再次阅读景明的回忆，准备写序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的。在断断续续的几年里，我为几本围绕昆明的回忆录写了序言和书评，其中有黄湛回忆录《永远的北大荒》，有胡伯威回忆《儿时民国》（续集《青春·北大》），还有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而他们都和一个人有联系，就是景明。他们是景明的干爹、表哥和老师。我还陆续看到一些其他的回忆，有流亡至昆明的范小梵的《风雨流亡路》，她丈夫朱锡侯自法国归来居昆明三十五年，留下书稿《昨夜星辰昨夜风》，他们和景明的前辈有着共同的亲朋世交，也就隐隐牵到了一起。

熊景明

卓琳去世时，我看见范小梵的女儿给景明信中唏嘘：“他们这一代人走得差不多了。”卓琳是她妈妈的好友。我问起来，景明对我解释说：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老板的千金。我三姨妈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她家不在昆明，住校，星期天就和我三姨妈一道回家”。这些，她没有写进书里。景明的父亲王兆仁年轻时光，有一个高大的国军军官，曾带女友来昆明，向朋友们介绍说她叫蓝苹，不知为什么，景明的父亲似乎对她印象不好，当然，这只是一个生活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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