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曾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100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805)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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