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满是“慷慨悲歌上战场”的自豪感，没多少惜别之情。近年回首往事，却常想起这个地方来——原来我也有过美好的少年时期，在临沂……

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看一眼那个地方，看看我第一次演戏的那个土台；看看自己学写诗句的柳荫；看看偷吃过老乡萝卜的河畔菜地；也看看我们新四军文工团驻过的旧宅。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我们挨过陈毅军长的“骂”：“听说你们不安心，不想作文艺工作，要下战斗部队。见鬼，我还不想当这个军长，愿意当文人呢！有什么办法？组织这么安排，我就得服从。我服从，你们也得服从，谁叫我们要革命呢！”随后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讲文艺观点：“我们有两只手一个屁股，一只手伸向外国，一只手伸向古人，外国的古人的好东西全抓住，可屁股要牢牢的坐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我想：能再去临沂，那必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

我真的和赵大年、顾工结伴登上去临沂的火车时，心情却并不轻松——我问顾工：“除去对少年时代的追忆，对当地人民的怀念，那地方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

临沂建城始于鲁哀公三年，可到了民国三十几年人们还用建城时的劳动方式耕田、挖煤、烧陶。偌大个华东解放区“首府”，发电厂设备就是一台小柴油发电机，晚上开动时，也只供少数单位办公用，开会、演戏还靠点汽灯。一头骡子拉着大铁轮转磨，就是修械所的“动力车间”，全厂车床的转速都没准谱，全由骡子脚步快慢而定，看骡子的工人偷空去点袋烟，全部机器就要停车。老百姓说：“能过上你们公家人那样的生活，就上天堂了。”因为公家的“铁饭碗”里不光有高粱煎饼小米饭，一天还有三钱油三钱盐一斤青菜，地方干部每年发几尺土布，按各自喜欢的样子去求大娘大嫂们缝制，穿出来倒也整齐划一：全是蓝布裤褂头上包条羊肚手巾。足见这是公认的“标准干部形”。三年发一床棉被，不要棉被可以做件大棉袍。穿棉袍时谁也忘不了弄根带把腰扎上，不然就很可能受到非议：“有棉袍穿已经够阔绰了，还学大人先生的模样不系腰，给群众造成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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