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中反复一句话：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名好党员，文坛又损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个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张锲、泰丰同志去看他，特意带了一篇文章读给他听。40年前团中央开反右大会，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事隔数十年我们再次相会，友情依旧，绍棠从未提起过此事，但我不能忘记，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道歉。文章10年前就写下了，由于气氛不合，朋友建议暂不发表，便压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我想早点了结这份心愿，我趁着两位作协领导在场，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读了一遍。绍棠听后含泪挥手道：“咱们俩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两位作协领导也说：“过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后来绍棠出院，我俩再见面。他责怪我不该在医院提那件事。我说：回首往事，有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一笔勾销，我负人永记不忘。绍棠说，他赞同这想法，不过我俩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样小题大作。

我举这例子，说明绍棠本质的宽厚，不像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写小说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坛“器重”，后被“错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轻，爱国，爱党，受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甚深，连优点带缺点全都接受。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青春年华却要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度过。做梦也没想到赶上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春天！一旦复出，就以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不掺假的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放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磨难，他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对往事多持谅解态度。绍棠则更激进些，谈起“五七”年事，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一旦重新得到写作的权利，便夜以继日，不顾性命地拼搏，忘记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头小伙，只见“夕阳无限好”，忘记“只是近黄昏”。心态与年龄不同步，主观与客观欠协调。本要多出点成果，却过早倒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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