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夏坚勇那《寂寞的小石湾》。
我相信,当夏坚勇先生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沉重甚至有些悲愤的。因为对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江阴抗战,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竟“不着一字”,典史阎应元的坟茔自然也是无处可寻,正所谓“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官修史书总难免势利,像阎应元这样的“正科级干部”命中注定只能身后寂寞,似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相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夏坚勇不无愤慨地说:“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以为,这才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注脚—— 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匹夫无份;国家危急需要救难时,匹夫有责。
说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无疑是太费商量的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达官贵人们多半是从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的。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只有林则徐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以做到。其他人呢?对不起,恐怕是利则趋之祸则避之。这前提,则是官员与国家之间原本有利害,有祸福。匹夫们却没有。匹夫们既然原本就“无利可图”,那么,到了紧要关头,所能考虑的(如果他们真能考虑的话)也就只有一个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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