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是用许多范例来说话的。根据这些范例，我们不妨把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出处”，依照“时世”和“际遇”两个坐标分为各种类型。

先按时世分。处于“治世”的，可以贾谊、李白为例，前面已经说过。处于“乱世”的，则又有两种。一种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一种以诸葛亮、谢安为典型。嵇康和阮籍，可以算是“不合作主义者”。嵇康是宁肯打铁（其实这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就像现在穿乞丐装吃农家饭一样“酷”）也不仕晋的，还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则是整天泡在酒里，常常一醉就是一两个月，弄得司马昭想和他做亲家也没做成。但嵇康为此付出了极高代价（资先生谓之“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则可谓“醉生梦死”，而且晚年时脾气变得很好，竟然能够“口不臧否人物”，其实同样付出沉重代价。所以这两个，不能算是成功。

成功的就是诸葛亮和谢安了。他们应该算是“身居乱世，待机而出，功成名就，出处自如”的典型，因此最为后世仰慕。诸葛亮在隆中待价而沽（也可以说是“待价隆中”，颇有些名门淑女“待字闺中”的味道），硬是弄得刘先主“凡三往，乃见”。谢安的谱更大，曾辞官隐居东山二十年，直到天下沸沸扬扬，都说“安石不出，如苍生何”时才出山。于是各自留下一段佳话。诸葛亮留下的是“三顾茅庐”，谢安留下的则是“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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