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前面说到的（也是资先生文章中说到的）那些典型，有两个人是不可学的。一个是谢安（谢安石），一个是陶潜（陶渊明）。谢安不可学，是学不来；陶潜不可学，是学不得。为什么学不得呢？因为当真一学，就把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丢掉了。

为此，我们还得把“读书人”的来龙去脉再说一遍。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是由“士”演变而来的，而“士”的前身则是“巫”。巫，是原始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很管事的人，是社会的栋梁，要参与部落大事之决策的。因此，如果说原始社会也有“官”的话，巫就是最早的官之一（范文澜先生就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史官文化，一个是巫官文化）。可见读书人之与官，从祖上起就有“血缘关系”。

进入国家时代（也就是阶级社会）以后，巫就变成了士。士在这个时代，是属于贵族阶级的。西周封建（封土建国之封建）时期，贵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有“天下”。第二等是诸侯，他们有“国”。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们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们没有“家国”只有“身”，但毕竟不像庶人那样“身不由己”，所以仍是贵族。

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大约文士由原始社会的巫祝演变而来，武士由原始社会的战士演变而来，但不论文士、武士，都是贵族。因为是贵族，所以，他们成年时和天子、诸侯、大夫一样，也要举行成人礼，戴上象征治权的“缁冠”、象征兵权的“皮弁”和象征祀权的“爵弁”（爵读如雀，爵弁也叫雀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士是有资格也有义务参与国家大事的，只不过这种参与之于天子、诸侯、大夫，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士而言则主要意味着义务。但有此义务也很荣耀，所以“冠”之于“士”，便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君子死，冠不免）。孔子的忠实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卫国内乱中，宁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双手系着冠缨，就因为珍惜参与国家大事的资格和义务。子路是典型的“士”。他的理念，也是后来许多读书人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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