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时我有些钱；不过带在身上的不多，担心钱会被抄没，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藏了起来，粘贴在福音书的硬封面里边，福音书是可以带进监狱的。这本书和粘贴在里面的钱还是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他们也是在流放中受苦的人，流放的时间都有几十年之久了，早就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视为兄弟。在西伯利亚有一些人几乎要老死此乡，看来一生的宗旨就是要兄弟般地照顾“不幸的人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给予完全无私的崇高的同情和关怀。在这里我不能不简略地追述一次偶遇。在我们的监狱所在的那座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居的妇女，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不言而喻，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谁也不能亲自与她结识。看来，她把帮助流放犯定为自己人生的宗旨，不过她最关心的是我们。也许她的家庭也曾遭遇相似的不幸，也许她的某个贴心的亲人也曾由于类似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不过她似乎认为，能竭尽所能地为我们效劳是她的莫大幸福。当然，很多事她是无能为力的，她很穷啊。但我们蹲在牢房里感到，在监狱外面有我们的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将我们急需知道的信息通知我们。在出狱后准备前往别的城市时，我赶到她家去看看，于是亲自与她结识了。她住在城郊某处一位近亲的家里。她不算老也不年轻，不俊也不丑；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处处都能发觉，她心里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不可遏止的愿望，一定要使您感到满意、安适、愉悦。这一切都在她那温和、慈祥的目光里明显地流露出来。我和监狱里的一位难友几乎整晚都待在她那里。她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我们无论说什么，她都连忙表示赞同；她匆忙地要尽其所有来款待我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小吃和甜点，倘若她有一大笔钱，看来她会非常高兴，只因为她就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了，能更加减轻还留在监狱里的那些难友的处境。临别的时候，她拿出两个雪茄烟盒给我们留作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纸板为我们粘成的（天知道是怎样粘成的啊），烟盒外面糊了一层彩色纸，和儿童简易算术课本的彩色封面完全一样（说不定就是用算术课本糊的呢）。为了美观，又用金纸在两个烟盒的四周镶上一条细细的边，也许金纸还是她特意到铺子里去买来的。“你们是抽烟的啊，说不定能用得上。”她羞怯地说道，仿佛在为自己的薄礼向我们表示歉意……有些人说（我听到也读到过这种说法），对别人的最崇高的爱同时也是最大的利己主义。可这里哪有什么利己主义呀——我实在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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