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之所以谈起惩罚，同样也谈到了完成这种引人注目的职责的形形色色的执行官们，其实是因为我在住进军医院以后，对这一切才有了最初的直观的了解。在此之前我的了解仅限于耳闻。我们的两个病房集中了所有受到士兵列队棒责的受审人，他们来自遍布城市和市郊的各军营、囚室以及各部队。在这初期，我还十分贪婪地注视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有这些奇怪的制度、所有这些已经和将要受到惩罚的人自然会使我产生极其强烈的印象。我激动，惶惑，大为震惊。记得，我当时就突然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究这些新现象的一切细节，倾听其他囚犯关于这个话题的谈话和讲述，主动向他们提出问题，力求得到解答。此外，我迫切地希望了解各种判决及其执行、执行过程中的一切细微差别以及囚犯本人对这一切的看法；我努力想象去受刑的人的心理状态。我已经说过，在面临惩罚时，很少有人能保持冷静，甚至那些已经屡次挨打而且打得很重的人也不例外。这时犯人总是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但纯粹是生理上的恐惧，一种压倒一切精神特点的不由自主和不可遏止的恐惧。后来在蹲监狱的这几年里，我始终会不由自主地注视着这样一些受审人，他们在受到一半惩罚后住进医院，治愈背伤就出院了，第二天再去按核准的棒数忍受另一半惩罚。将惩罚分为两次执行是由身在现场的医生决定的。如果根据罪行判决的棒数太多，囚犯一次难以承受，便将这个数目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这要看在惩罚现场的医师怎么说：受刑者可否继续通过队列，换句话说，继续受刑是否会危及他的生命。五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棒的惩罚通常是一次执行完毕；但要是判决两千、三千棒，那就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执行。那些在执行前一半之后医好背伤的人，便出院去承受后一半的惩罚，在出院的当天和前夜往往面色阴沉，愁眉苦脸，沉默寡言。他们会显出某种程度的迟钝、一种反常的心神不定。这样的人不愿与人交谈，多半是默然不语；最奇怪的是，囚犯们也从不主动与这样的人谈话，不想涉及他面临的遭遇。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去安慰他；甚至总是尽可能少去注意他。当然，对受审人来说，这样更好些。也有例外，比如我曾讲到过的那个奥尔洛夫。在挨过前一半棒刑后，使他非常恼怒的，就是他的背伤竟久久不愈，使他不能尽快出院，早些受完余下的棒刑，与一批囚犯一起出发，前往给他指定的流放地，可以在半路上趁机逃跑。这个目的使他念念不忘，天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具有热情洋溢和富于生命力的气质。他很满意，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尽管他也在压抑自己的感受。情况是这样的，早在受到前一半惩罚之前，他就在想，他们决不会让他活着走出棒下，必死无疑。早在关押受审期间，他已经听到关于长官的种种手段的传言；那时他就有了死的准备。但是在挨过前一半惩罚后，他振作起来了。他回到医院时已被打得半死；我还从未见过那样可怕的伤口；但是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希望能活下来，因为传言不实，他这不是活着离开了刑场吗，于是眼下，在长期关押受审之后，他已经开始梦想旅途、逃亡、自由、田野和森林了……从军医院出去的两天之后他死于那同一座军医院，死于原来的病床上，因为他未能熬过后一半的惩罚。不过这件事我曾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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