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规范化的前提是学术独立，真正的学术规则是在学术独立的传统中自发形成的，是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之间的约定俗成。在学术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和时代，或者，在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的学者群体中，必定有这样的学术规则在发生着作用。相反，如果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则无论人为地制定多少规则，都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规则。

在中国长期的专制政治和文化体制下，学术独立的传统始终没有形成。这既表现在统治者对学术的控制和利用，也表现在治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学术当作政治的工具。学术独立的观念是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虽有王国维、蔡元培、陈寅恪等大力提倡，但在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和剧烈变动的政治现实双重制约下，始终未能形成为可与旧传统抗衡的新传统，建立这个新传统的任务尚有待于完成。

学术独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二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前者关涉国家的体制，后者关涉学者的自律。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可以相对分开。即使在学术没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有良知的学者仍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因此，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也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体制的问题，二是学者自身的问题。

二、对于中国当今的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人们已多有尖锐的批评。我未作深入调查，只能说一说直觉。我的感觉是，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指出的官本位、权力本位。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化的学术领导和管理体制。在学术密集之地的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一切，包括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定、经费的分配等。邹承鲁院士指出，中国的科技管理是典型的人治，行政权力直接掌握大型课题的项目计划和庞大经费，项目和经费的取得取决于研究人员与行政官员的关系，他名之为“处长政治”和“人际政治”。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情况与此毫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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