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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五 苏维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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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的引起很多争论的事件,我和毛泽东曾有一次谈话,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这里一提。这并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他个人对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转折点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 也下令这样做子。”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泽东说,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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