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约请上百位作家撰文描述4月29日这天的生活，无论当时他们身处何方、在世界哪个角落。那天，我在伊斯坦布尔。

电话。像我写作时常做的那样，我拔掉了电话线，这样做也许情况会好些，也许更糟。此时我想到，当下或许正好有人想和我联系，谈谈某些重要事情、重大事件，但却无法打进电话。不过我还是不想把电话线插上。好一会儿之后，我插上电话线，接了几个电话，但随即将它们抛到脑后。某个德国记者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想来伊斯坦布尔，和我聊聊土耳其“宗教激进主义”势力的上升趋势，以及伊斯兰繁荣党（Islamist Refah Party）在市政大选中的获胜情况。我再次问他究竟在哪家电视台工作，他飞快地说出了几个字母。

字母、标识和品牌。牛仔裤上的那几个字母，偶然在报纸上、电视上以及路边广告牌上看到的各种银行广告，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街上碰到一个大学教授朋友，她从包里递给我一张公司及其下属品牌的名单列表，这些名称我每天都能看到。她听说，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均支持伊斯兰繁荣党；她还告诉我，有些人已经决定拒绝购买这种牌子的饼干，那种牌子的酸奶酪，并且永不光顾名单上的商铺和饭店。像往常一样，极度的厌倦使我不想再看到楼内电梯镜子里的自己，我宁可盯着那些瓷片，它们是德国威尔特海姆牌的。我用卡西欧计算器做了一个简单计算，结果会在这篇短文的末尾公布。走在路上，我还看到一辆1960款普利茅斯，一辆1956款雪佛兰，如今仍作为出租车在路上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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