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一起来到伊斯坦布尔。当时，他们可能是世界戏剧界名头最响的两个人物。但是很不幸，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不是因为有什么戏剧或文学活动，而是因为当时的土耳其无情地限制言论自由，使很多作家在监狱里饱受折磨。1980年，土耳其发生了一次政变，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像往常一样，受到最残酷迫害的还是作家。现在，当我翻阅那时的存档报纸和年鉴，想了解那段日子的情况究竟是怎样时，我很快就能看到一些最为典型的形象：人们坐在法庭里，两边围着宪兵，这些人都剃着光头，随着诉讼的进行不停地皱眉。这些人里有很多是作家。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来伊斯坦布尔，就是为了见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并提供帮助，让全世界都关注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这次来访，是由国际笔会——诗人、剧作家、编辑、散文家和小说家国际协会——与赫尔辛基监管会合力安排的。我去机场迎接了他们，因为我和一位朋友要给他们做向导。

有人推荐我来做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我那时和政治有什么牵连，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英语流利的小说家。而我之所以欣然答应，也不仅仅因为这能给身陷麻烦中的作家朋友们提供帮助，还因为我可以借此和两位文学巨人待上一两天。我们一起参观了处于挣扎之中的小出版社，黑暗、满是灰尘、濒临倒闭的小杂志总部，乱成一团的编辑部，还有那些受苦的作家与家人，他们的房子，他们常去的餐馆。在此之前，我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边缘，从来不想介入其中，除非是被迫而为。但是现在，当我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关于镇压、残酷和邪恶猖獗的故事时，负罪感让我介入了政治，正如同踏实感也是让我介入政治的另一个因素。但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同样强烈却与之相反的愿望：要保护自己免受政治之害。除了写优美的小说，我应该别无他求。我和我的朋友乘出租车带着米勒和品特，在城市的车流中穿梭，去参加一个又一个拜会。我们讨论街上的小贩、马车、电影海报以及戴围巾或不戴围巾的女人。她们戴不戴围巾对于西方的看客来说，总是那么耐人寻味。我对一件事情印象尤为深刻，直到现在，它还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它发生在客人下榻的希尔顿酒店。在一个很长的走廊尽头，我和朋友有些激动地低声交谈着，而另一端，米勒和品特也在阴暗处以同样压抑的激动情绪在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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