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着贝尤鲁的一条街道散步，那是伊斯坦布尔横跨欧洲部分最欧化的地段，我在那里偶遇一家旧书店。我熟悉这条狭窄、蜿蜒的街道，这里有不起眼的修理店，卖镜子、家具的小店，还有简陋的餐馆。眼前出现的，还是个新去处，所以我走了进去。

我所看到的书店，根本不像伊斯坦布尔原来那些经营满是灰尘的手稿以及印刷材料的二手书店；这里没有布满灰尘的书塔，也没有堆积成山的书籍等着定价。一切都打理得整洁、有致，那阵势就像是已开始在当地迅速激增的古董店；甚至连那些书籍都已经分门别类。所以这是一个“古董”式的书商，这种类型的书商正在取代该地区以前的商人。我郁郁不乐地看着书架，看到架上用封皮包好的书就像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里的士兵一样，笔挺地站立着。

在一处角落里，我看到一长架的希腊法律书籍。这些书或许是一个希腊律师的，他也许已经去世，或者很久前就移居到了雅典。因为，对购买这些旧法律书籍感兴趣的希腊人，在这座城市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我猜测，书商选择把这些书放在空架上，只是想展示它们漂亮的封面。我把书拿起来，抚摸着它们，书的封面和内容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让我觉得神往不已的，反而是这些书最早的主人。他们的家系可能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时期。随后，我注意到旁边的一些书籍。阿尔贝·索列尔（Albert Sorel）写于20世纪早期的八卷本大作《欧洲和法国革命》（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都摆在这里，我在二手书店也经常看到。小说家纳希特·西里·奥里克（Nahit Sirri Örik）发现了这部作品与我们时代的关联。于是，他把这部厚厚的巨著翻译成土耳其语，然后由正在西化的共和国国家教育部出版发行。不管在家中讲什么语言——希腊语、法语，或是土耳其语，很多土耳其知识分子都读了这部作品。但是我很清楚，他们读这部作品，不是为了像法国人那样寻找该书与自己的记忆以及过去的联系，而是在书中搜寻自己的将来，搜寻自己的欧洲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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