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写另一部小说的过程中开始写《新人生》的，这种方式令我始料未及。当时，我正在写一部小说，也就是后来的《我的名字叫红》。在应邀去澳大利亚参加一个庆祝活动时，经过长时间的飞机旅行，我终于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我和其他一些作家接至一家汽车旅馆。我们三个人（另外两位是神经学专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诗人米洛斯拉夫·赫鲁伯［Miroslav Holub］）去海滨散步。海滨一望无际，天空灰蒙蒙的，平静的海面几近灰白色，空气沉闷凝滞。我站在澳洲大陆的边缘。小时候，我觉得这块大陆长得像马头。萨克斯带着调色板向海边走去。赫鲁伯则去拣些石头、贝壳，他很快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剩下我独自一人，站在无边无际的海岸。那是一个神秘的时刻。“我是个作家！”我莫名其妙地鼓励自己说。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能站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世界。那晚，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我因为疲惫没能参加。从酒店的阳台上观看着晚会，远处花园的声光从树木枝丫里透了过来。对我而言，从远处观看晚会，表明了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就在那时，奥利佛·萨克斯从隔壁走了出来。我对他抱怨说，长时间的旅行之后，我总是难以入眠。他从自己房间里拿了些安眠药给我。“我也睡不着，试试这个吧。”他说。“我从不吃安眠药。”我说。那口气就像是在说，我从不吸毒。“我也从来不吃的，”萨克斯说，“但它是对付时差的惟一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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