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四处游说,四处碰壁,竟好像抗日战争,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似的。正在他搔首踯躅,绕室彷徨,无计可施之际,一天中午,他照例到招待所食堂去吃饭,饭后到阅览室看报,偶一抬头,忽然看见一位熟人:当年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于是,事情终于有了突然的转机,池步洲的人生道路,从此也有了一次大的转折。
在日本期间,池步洲和陈固亭是比较好的朋友,结交约有三年之久。陈固亭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嫡系,又是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的常委,由他出面主办《留东学报》月刊。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一者是个执政的大党,二者看上去也还有些新兴气象,因此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参加。陈固亭知道池步洲不问政治,只知读书,是个书呆子,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只是要他给《留东学报》写文章。他碍于情面,就经常为这个刊物写稿子,前后共发表过二十多篇文章,其中有《日本国民性之研究》等几篇,还被夏衍主办的国内著名刊物《文摘》转载过。不过这个学报并没有稿费,写文章不过是尽义务,当然也是一种兴趣。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建立苏区,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国外当然不可能公开打出旗号,而是以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同盟”的名义在留学生中间活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争取留学生参加。有一个留日学生叫谢叔良的,是社会科学同盟的盟员,来动员池步洲参加盟内主办的读书会,说是学习河上肇的几本名著。池步洲迫于情面,也去参加过几次,对于书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这些道理倒是很感兴趣,认为如果真能实现,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但是后来发现社会科学同盟中有一个姓齐的领导人,每逢留学生们参加神田区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会的时候,如果有国民党方面的人上台发表演说,总要组织一批人在台下跺脚、吹口哨甚至高喊口号进行捣乱。对于这种做法池步洲非常反感:第一,观点不同,意见不合,可以上台发言,进行辩论,有理无理,越辩越明,何必采取这种江湖上无知识会道门才使用的无赖行径?第二,大家都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标都是读书救国,在这一大前提下,只要是有志于复兴国家民族的人士,不是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都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为了小小的观点分歧闹分裂。他曾经把自己这些意见跟谢叔良提起过,但是后来又去了几次,发现社会科学同盟的人依旧如此,觉得裹进这种无谓的纷争中没有意思,就不再参加活动了。姓齐的负责人曾经找池步洲问他为什么不再参加学习,池步洲以学校里功课繁忙为辞,姓齐的也不勉强。从此池步洲就与社会科学同盟脱离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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