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四处游说，四处碰壁，竟好像抗日战争，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似的。正在他搔首踯躅，绕室彷徨，无计可施之际，一天中午，他照例到招待所食堂去吃饭，饭后到阅览室看报，偶一抬头，忽然看见一位熟人：当年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于是，事情终于有了突然的转机，池步洲的人生道路，从此也有了一次大的转折。

在日本期间，池步洲和陈固亭是比较好的朋友，结交约有三年之久。陈固亭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嫡系，又是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的常委，由他出面主办《留东学报》月刊。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一者是个执政的大党，二者看上去也还有些新兴气象，因此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参加。陈固亭知道池步洲不问政治，只知读书，是个书呆子，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只是要他给《留东学报》写文章。他碍于情面，就经常为这个刊物写稿子，前后共发表过二十多篇文章，其中有《日本国民性之研究》等几篇，还被夏衍主办的国内著名刊物《文摘》转载过。不过这个学报并没有稿费，写文章不过是尽义务，当然也是一种兴趣。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建立苏区，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国外当然不可能公开打出旗号，而是以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同盟”的名义在留学生中间活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争取留学生参加。有一个留日学生叫谢叔良的，是社会科学同盟的盟员，来动员池步洲参加盟内主办的读书会，说是学习河上肇的几本名著。池步洲迫于情面，也去参加过几次，对于书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这些道理倒是很感兴趣，认为如果真能实现，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但是后来发现社会科学同盟中有一个姓齐的领导人，每逢留学生们参加神田区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会的时候，如果有国民党方面的人上台发表演说，总要组织一批人在台下跺脚、吹口哨甚至高喊口号进行捣乱。对于这种做法池步洲非常反感：第一，观点不同，意见不合，可以上台发言，进行辩论，有理无理，越辩越明，何必采取这种江湖上无知识会道门才使用的无赖行径？第二，大家都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标都是读书救国，在这一大前提下，只要是有志于复兴国家民族的人士，不是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都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为了小小的观点分歧闹分裂。他曾经把自己这些意见跟谢叔良提起过，但是后来又去了几次，发现社会科学同盟的人依旧如此，觉得裹进这种无谓的纷争中没有意思，就不再参加活动了。姓齐的负责人曾经找池步洲问他为什么不再参加学习，池步洲以学校里功课繁忙为辞，姓齐的也不勉强。从此池步洲就与社会科学同盟脱离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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