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犯人，从被捕到判刑，是心情最紧张的日子。有罪无罪，刑期长短，送到何处，一切都是未知数。加上那一段时间，关在牢房里，不许走动，不许说话，只许面壁思过，审判员三天两头来提审，天天听的是坦白交代、揭发检举，脑子里考虑的只是承认还是否认，生活的单调、枯燥，思想的沉重、苦闷，可以想见。

一旦判刑定案，未决犯成了已决犯，到了劳改单位，活动的场所扩大了，空闲的时间加多了，思想顾虑减少了，监规约束放松了，不管案子冤枉不冤枉，脑子里考虑的，只是如何度过刑期，希望的，只是到一个生活条件好一些、劳动强度轻一些的地方去，幻想的，则是劳改释放以后，如何度过余生，或如何东山再起。

出于各种各样的思想基础和动机，劳改犯人在监狱里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

第一种人是“学习派”，他们或对前途仍抱有幻想和希望，或不愿参与犯人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于是就一头钻进书本里。池步洲也可以算是这一类中人。更多的人，大都是刑期比较短，年纪比较轻，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学点儿外语或基础理论知识，以加强出狱之后的生存能力。当时提倡“一面倒”，什么都是苏联的好，什么都是俄国人发明的，包括电灯和蒸汽机在内，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要学习，首先得学语言文字。当时连中学里的英语课都改成俄语了，群众中更是学俄语成风，因此青年犯人中自学俄语的相当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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