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每月都要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统计报表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组长都主动地跟池步洲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他跟他聊聊天儿。

这些人，大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重刑政治犯。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年刑期，吃顿饭的工夫就过去了；十年十五年的刑期，也不过打个瞌睡的工夫就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些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才是真正“视死如归”的。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争取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得知池步洲也是政治犯，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儿亲”，就悄悄儿地告诉池步洲说：尽管表面上政治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性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一号行车小组长，是浙江绍兴人，化名陶小牛。他本是台湾中统局的骨干分子，接受派遣潜入上海搞“工运”，发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被捕后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顺着了他的脾气，倒是很平易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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