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魏国倒数第二个皇帝高贵乡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到诸葛亮死后，全没了创作的激情，基本上在照着史书抄，所以演义的后半部分，基本上等于《三国志》，曹髦跟司马昭拼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这样的皇帝，本属一介标准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实实按照牵线人的意思，摆摆样子，最后等时机成熟了，识趣地把皇冠交出来。碰上牵线人兴致好，也许后半生可以落个富家儿的生活，在这方面，前朝的汉献帝已经作出了样子，作为后来者，依样画葫芦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愤愤了，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废，于是挺剑而起，率领百十个仆从搞自杀性袭击。结果还没有见到司马昭的影子，就被司马家养的——什么呢？只能算家丁吧，当街一枪穿了个透心凉（“刃出于背”）。

说起来，悲剧的发生，儒学多少也有点责任。虽然没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确是个对儒学有造诣的人，史书上说他“少好学，夙成”，其言不虚。做了皇帝后，曹髦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臣子们论经说道，周易说罢讲尚书，尚书讲毕论礼记。入太学，每事问，经常把那些博士们问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张开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个不论忠孝的实用主义者，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到了重孙子辈却变成了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当儒生也就罢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义之类的说教听多了，无论如何都是个刺激。现实的卑微，与道理上的尊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个年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刺激出什么冲动来，真是不好说。况且，曹髦对自己的挺剑而起，还是有点儿自信的，以为真到了真刀真枪冲突的当口，司马昭会碍于道义，未必敢杀他，所以他说：“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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