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过去，国人看待学者的“呆”，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可笑，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凄凄惶惶，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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