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有了共产党。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回到“五四”的原点。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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